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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自决权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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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研究世界范围内现有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和国际公约等规范性文件,包括我国现有的两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家建议稿及部分地方立法之后,小编发现这些立法条文中都特别强调作为信息主体的公民个人在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赋予了公民本人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而不像其他法律那样强调国家强制力的单向保护。 
  通过总结世界范围内的个人信息立法,特别是根据上文对美国、欧盟和 OCED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个人信息权利的概括,要保障公民实现信息自决,至少要保障公民对其个人信息享有下列三大类权利:数据控制者(data controller)是《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国流通指导原则》使用的概念,即“指根据国内法,有能力决定个人数据的内容和使用的一方当事人,不管该数据是否被该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收集、存储、处理和传播。”而实际上该定义与前文美国和欧盟法令中的信息处理主体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指向的最主要对象都是国家公权力。
  (一)知情权这里的知情权是指公民对其个人信息被政府机关和其他主体处理的整个过程享有知悉和了解的权利,具体包括:1、公民对其被处理的个人信息内容的查询权;2、公民对其个人信息被处理的情况记录的查询权;3、公民要求处理其个人信息的主体提前通知并说明理由的权利。
  (二)控制权所谓控制权,就是指除了法定限制之外,公民本人对其个人信息是否被处理、被哪些主体处理、如何处理(包括被处理的时间、空间、手段和范围等)都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具体包括:1、任何主体处理公民的个人信息都必须经过公民本人的同意;2、公民对其他主体处理其个人信息的过程有参与权;3、公民对其被处理的个人信息中的缺失和讹误,有要求补充、更正和删除的权利;4、公民对其被处理的个人信息有使用权。
  (三)救济权此处所说的救济权泛指公民个人在发现其个人信息被不当处理时,有权向信息处理者提出异议,并享有的通过行政和司法途径进行救济的权利。这里的救济权不再是消极的事后救济,更强调积极的事前救济。
  上述三类权利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人信息立法的普遍保护,只在保护的程度和具体的权利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的个人信息立法也必然要保护公民的上述三类权利。此外,从我国现有的两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家建议稿中的条文也可以概括出上述的三类权利。上述三类权利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个人信息自决的要求,就是个人信息自决权利体系。要将个人信息自决引入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也就必然引入个人信息自决权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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