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封闭式人事档案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伴生物，是基于当时国家公共管理需要而产生的工具，是我国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实现政治控制、经济配给和社会管理的特有制度。该制度依附于以政治出身为依据的政治身份体系、以城乡户籍为依据的社会身份体系和以平均主义为依据的单位系统内资源的分配体系。然而，在计划经济逐渐解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上述传统封闭式人事档案法律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逐渐消失。

　　(一)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带来单位身份的松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利用有限的资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严格的“单位制”，通过单位对社会实现高度的控制和整合。在这种制度下，不管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属于国家政权的一部分，直接承担着汇聚资源和供给公共产品的功能。单位不仅是公民的工作场所和经济来源，还是公民社会地位和身份合法性的界定者，公民对单位的人身依附性极为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的个人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人事档案完全为单位所把持，成为单位管理和控制公民的重要手段，因而实行封闭式管理似乎理所应当。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本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特别是大量非国有单位的出现，使得单位逐渐成为单纯的劳动力购买者，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平等的劳动合同关系。单位的行政功能减弱，逐渐失去了对公民政治上的控制，正在恢复其应有的专业功能，公民对单位的人身依附性逐渐松动，个人权利逐渐扩张。

　　(二)政治背景变化带来个人控制的减弱

　　提到我国的人事档案法律制度引进自苏联，起源于延安“审干”，成型于建国初期，后又经历“文革”。在这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政治斗争的弦始终没有放松过，鉴于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对公民个人的控制也一直没有放松过。而作为公民个人政治、道德、才能等情况记录的人事档案自然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的邓绍兴教授曾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及计划经济的岁月里，人事档案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作为组织上了解和控制公民个人的工具，人事档案强调保密，大多由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掌握，被神秘化和封闭化是正常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形势趋于稳定，“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已经被摒弃，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再靠发动类似“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的形式来实现，而是主要靠法律制度来保障。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国家对公民个人的控制逐渐放松，人事档案的政治功能逐渐弱化，此时还坚持将人事档案神秘化和封闭化，显然不合时宜。此外，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原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也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